原标题：宣讲家文稿：深入把握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我们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发表的一系列相关重要讲话，围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和大家学习交流。

　　习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鲜明提出并科学阐述了一个具有深刻理论内涵和重大政治意义的命题，这就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这是对我们党成立以来党的理论创新伟大历程的全面回顾和深刻总结，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新鲜经验的科学概括和高度凝练，也是对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作出的重要政治宣示。认真学习、深入领会这个命题，对我们深入学习把握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基础上继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向前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七种思维，即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这七种思维能力很重要。我们以战略思维和历史思维为例。

　　其一，战略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就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能力。习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战略思维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建立在全局性眼光之上的对事物发展总体趋势的科学预见，它要求指挥者、决策者看得远、看得准，对刚刚露头的倾向具有敏锐的识别力，并且能科学预见它的发展趋势。同志指出：“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其二，历史思维。人们经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让历史告诉未来”，这实际上谈的就是历史思维。习深刻指出，“历史记述了前人的成功和失败，重视、研究、借鉴历史，了解历史上治乱兴衰规律，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启示。”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就是历史思维的具体体现，他编写该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力图为当时的政治服务。

　　第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深刻总结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科学揭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创立了思想。1945年，党的七大把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在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全党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第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同志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思想指引下，我们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第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开拓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正确把握时代主题，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进行新的探索，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了理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致力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准确把握世界发展新趋势，紧密结合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2年，党的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第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开启了我国走向强起来的新征程。2017年，党的十九大把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六个必须坚持”是我们把握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把钥匙

　　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就是我们把握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把钥匙。

　　第一，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这揭示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出发点。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等，都要坚持人民至上。当年的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的桥儿沟，周围住的都是老乡。可是，一些文艺工作者常常关起门在礼堂里演出，磨炼技巧。每当这时，老乡们就会在外面敲门打窗，批评他们是“关门提高”。他们下乡演出时，也是演外国的节目，老乡们听不懂、看不懂，很有意见。1938年5月，同志在鲁艺告诫文艺工作者：“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演戏要像陕北人”，不可“眼里根本没有工人、农民”。可见，党的理论和文艺事业都要坚持人民至上。

　　第二，必须坚持自信自立。这揭示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特质，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立足点。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有成功的实践，因而我们要自信自立。要坚定“四个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第三，必须坚持守正创新。这揭示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品格，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主要着力点。守正创新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守正，二是创新。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第四，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这揭示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风格，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现实着眼点。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第五，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这揭示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方法，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关键统筹点。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不能像形而上学那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今天，不见明天。盲人摸象的故事，就是只见片面、不见全面的典型。要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就要坚持系统观念，全面认识事物，特别是要实事求是、坚持交流、与人沟通，不能固执己见。

　　第六，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揭示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球视野，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站位点。中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一是迎来中国成立一百周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第一件大事，意味着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经过百年奋斗和革命性锻造变得更加坚强有力。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只有50多名中国党员；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国党员总数为9804.1万名，比2021年底净增132.9万名，增幅为1.4%。第二件大事，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强大生机活力。第三件大事，意味着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遵循和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要求。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人生在世，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有自己关于宇宙万物、社会人生等问题的看法或认识。

　　有时，人们对世界的观察和认知，常常是通过提问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比如，屈原在《天问》中对天地自然、社会人事等事物现象进行了172次发问，其中“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就表现了屈原探究天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月夜春江边抒发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遐想，以及法国画家高更的《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的传世画作等，都是古人关于世界万物及人类生存、人生机遇等的感知和探索。

　　2017年1月，习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在主旨演讲中，习主席提到了“三个哪里”，也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这“三个哪里”，表达了中国人对人类命运的关心，以及为解决全球问题而提供中国方案的努力。

　　简单地说，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于生活在其中的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问题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世界观人人都有，但大部分人的世界观都是自发的、朴素的、零散的。

　　苏东坡曾感慨：“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宋代诗人赵文说：“人生十九不如意，一醉之外安所求。古来何国非亡社，古来何人不荒丘。”宋代释绍昙写道：“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莫将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文天祥写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可见，世界观人人都有，不但许多人的世界观是零散的、自发的，甚至一些人的世界观是错误的、没有科学根据的。只有科学的世界观，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世界的正确认识。

　　马克思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018年5月4日，习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在德国特里尔城的一个律师家庭。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坐在书房的椅子上与世长辞。3月17日，马克思被安葬在伦敦海格特公墓。恩格斯发表了《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在马克思逝世的第二天，一家英国资产阶级报纸曾迫不及待地刊文说，红色博士杜撰社会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逝世了，在他逝世之后，他的追随者剩下不足三百。但愿他幻想的学说会随着马克思之死而死亡。然而，历史事实与这一愿望恰好相反，马克思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直到现在依然强烈而深刻地影响着全世界特别是中国。

　　2018年，习指出：“《宣言》发表170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得到广泛传播。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博大精深，是由一系列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构成的完整科学体系。中国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共50卷，共3200万字，收入马克思、恩格斯两位革命导师的2000多篇著作和4000多封书信。可见卷帙之浩繁、内容之丰富。马克思主义主要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主要表现为其哲学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理论依据和锐利思想武器。

　　2018年，习强调：“从《宣言》发表到今天，170年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性、历史性及其相关规律，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规律，关于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我们身处的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发展的。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发展，要经历一定的时间、占有一定的空间，并遵循着内在规律。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出现了生命。而人凭借着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生产劳动，一方面将自己和动物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创造了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的推动下，依次经历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并朝着社会迈进。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主要包括物质观、唯物辩证法、人论、实践观、认识论、唯物史观以及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其中，物质观包括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自然观等；唯物辩证法包括联系观、发展观、矛盾观、辩证否定观等；人论包括人的解放论、人的发展论、价值观、人生观等；唯物史观包括社会观、社会发展观、生产力论、社会基本矛盾论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划分。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按照自己对于世界，包括社会、人生等的认识来分析、思考和处理各种问题。因而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高度统一的。

　　我们党的许多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等都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找到根据。例如，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对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的具体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唯物”二字是什么意思？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只有“物”、只能从“物”出发的意思，而这个“物”实际上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党的群众路线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是对唯物史观中的“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的具体运用。我们党始终坚持或强调继承性和创新性，其哲学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观或时间原理。在马克思主义时间观看来，时间、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形式。时间，除了一维性或不可逆性外，还具有持续性或连续性、间隔性或阶段性等特点。正由于事物在时间长河中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前后的持续性或不间断性，因而我们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和继承事物发展的成果，不能全盘否定或抛弃。

　　2013年12月，习在纪念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主要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两个历史时期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不能将其割裂和对立起来，更不能用一个否定另一个。习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就是“两个不能否定”的论断。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是从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发展过来的，改革开放前的实践探索为新时期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经验、物质基础和理论准备。

　　事物的发展，既具有前后的关联性或不可分性，还具有间隔性或阶段性，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实践任务。我们要根据事物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不断进行变革创新。我们平时所说的机遇或时机，是指在时间链条上出现的、短暂的并且有利于事物发展的时间点。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说法，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2017年6月，习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常讲，扶贫要同扶智、扶志结合起来。智和志就是内力、内因。我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就讲‘弱鸟先飞’，就是说贫困地区、贫困群众首先要有‘飞’的意识和‘先飞’的行动。没有内在动力，仅靠外部帮扶，帮扶再多，你不愿意‘飞’，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现在，一些地方出现干部作用发挥有余、群众作用发挥不足现象，‘干部干，群众看’、‘干部着急，群众不急’。一些贫困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这段话表达了什么哲学道理？就是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原理。简单地说，内因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外因是事物之间的矛盾，二者在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都不可缺少。相比较而言，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是第二位的原因。外因很重要，但它总是要通过内因来发挥作用。用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原理来分析扶贫工作，我们可以看到，贫困群众脱贫的意志、愿望是内因，是第一位的因素；干部的帮扶是外因，是第二位的因素。只有外因的作用，没有内因的积极主动，是无法真正脱贫的。所以，要高度重视贫困群众自身的作用，启发他们的智慧，激发他们的志气。

　　守株待兔为什么不可取？因为这是将偶然性当成了必然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一种必然性；但瓜有多大、豆有多少，这又具有偶然性。拔苗助长为什么是错误的？因为它违反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不能把布料当成衣服、把建筑材料看成楼房？因为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如果把可能性与现实性混淆起来，那是十分可笑甚至有害的。

　　邓拓在《燕山夜话》里讲过“一个鸡蛋的家当”的故事。有个小市民穷得叮当乱响，吃了上顿没下顿。有一天他拾到了一个鸡蛋，高兴起来。他告诉老婆，可以让这个鸡蛋孵出鸡来，鸡生蛋，蛋生鸡，把鸡和蛋卖掉以后再买牛，牛再生牛，就有了一份像样的家当了。他越说越兴奋，以至于得意忘形，打算用赚来的钱盖房子、买地，还要娶个小老婆。不料这句话刚说出口，就触怒了他的老婆，他的老婆把鸡蛋打碎了，一份家当也就这样毁掉了。这个小市民做了一个美梦，他的想象力很丰富，但却将可能性当成了现实性。蛋生鸡，鸡生蛋，然后再买牛、养牛，这是可能的。但是要把一枚鸡蛋变成万贯家财，不但要经过艰苦努力，还需要一系列其他条件的支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指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

　　任正非在《华为的冬天》中写道：“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居安思危，任正非实际上是用矛盾思维在考虑问题。

　　赵高指鹿为马，这就是颠倒黑白、偷天换日的表现。在哲学上，这是混淆了不同事物的性质，由此会导致错误的认识和判断。在日常生活中，这是不诚实或者另有企图的表现。一个人如果指鹿为马，就会美丑不分、是非不辨，甚至会出现以丑为美、曲意逢迎的情况。

　　三国时期，刘备在临终前对他的儿子刘禅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句话是说，不能因为是小的坏事就去做，也不能因为是小的好事而不做。这句话蕴含着深刻的哲学道理，虽然从数量上看，“善小”和“恶小”都是小事，但是小中见大，积少成多，量变能引起质变。俗话说“小时偷针，大时偷金”，偷针是小恶，但无数次的小恶终会酿成大祸。质量互变规律的原理告诉我们，要关注细节。同样，要成就一件大的好事，也必须要从小的好事做起。

　　习指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如果开始就咬耳朵、扯袖子，在执纪方面抓得很紧，可以让多少人避免违法？过去形成了这么一种现象，就是不到违法的程度大家都可以“包容”、“宽容”，到了违法就由他去吧。这是对党和干部不负责任的表现。空军的同志说，培养一名飞行员要花相当于其体重一样重的黄金。我们培养一名省部级干部要多少代价？很多干部从基层做起，慢慢成长起来，最后毁于一旦，一失足成千古恨。出问题的人之前就会有迹象，为什么不及时帮助他们认识和解决问题呢？这就需要把纪律挺在前面。

　　可见，如果在量变阶段就及时地指出问题并加以制止，显然会起到防火墙、保护栏、安全岛的作用。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安全”一词出现了91次，与此有关的提法主要有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安全主动权、安全制度、统筹发展和安全、安全发展、安全体系和能力、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我们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

　　中外学者对于安全的定义、内容、表现、特征等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共识。根据现有的研究结论，人们普遍认为：所谓“安”，是指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可谓无危则安；所谓“全”，是指圆满、完整，或者指没有伤害、无残缺、无损坏等，可谓无损则全。学界一般将“安全”界定为主体处于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个体主体和群体主体。

　　人们在社会活动中，面临着两种基本的价值选择，一是趋利，二是避害。人们的社会活动是受趋利避害规律支配的。正是在趋利避害的实践活动中，自然地生成了社会发展的安全性约束因素。安全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是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核心利益。

　　在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追求安全的演进史。比如，古人修长城、修护城河，国家主体在推进发展中开展科学决策、进行纠错和社会预警、建立社会保障机制，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坐船要穿救生衣、开车或坐车要系安全带等，这一切都是受安全“指挥棒”支配的行为选择。古往今来，人们对安全的关注和追求，已经全方位渗透到生活、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人们正是在对利害关系的应对和对安全的追求中，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安全观和安全实践活动。

　　第一，安全的特性。在马克思主义安全观看来，安全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这种需求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强制性、普遍性、变动性、多样性以及冲突性或排斥性等特点。

　　其一，客观性，是指安全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与人及其利益如生命财产等现实存在密切相关，如果说人及其利益包括生命存在具有客观性，那么安全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安全的客观性实际上预示着危险或者风险的客观存在。国外有学者就指出了风险的这个特点，也就是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有一些风险是我们大家都必须面对的，比如生态灾变等。

　　其二，必然性，是指正由于安全关乎人的生存和发展，因而人们必须设法获得安全、拥有安全，否则，人命关天，人的生存和发展都会面临威胁、受到伤害。可见，至少人的生命存在的必然性导致了安全存在和争取安全的必然性。

　　其三，强制性，由必然性可引申出强制性，也就是安全强迫着人们要高度重视安全发展。

　　其四，普遍性，是指安全关涉到所有的人、所有人的所有活动、所有活动的所有环节，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是一种广泛而普遍的存在。比如，所有开车的人在行驶过程中都要注意安全。

　　其五，变动性，是指安全因人及其活动的不同而不同，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安全需求和安全实践，同一个主体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安全需求和安全实践，人们对安全的追求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

　　其六，多样性，是指安全的形式复杂多样。各国大小、贫富、强弱很不相同，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千差万别，安全利益和诉求也多种多样。当前，国家安全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等十几个方面。安全的立足点是人，而从人的角度看，它又有着复杂多样的表现，如人的生命安全、健康安全、财产安全等。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由此可以引申出人的自然属性的安全和社会属性的安全，如自然生命安全和社会生命安全。

　　其七，冲突性或排斥性，是指由于存在不同主体的多种多样的安全追求，这样就容易导致安全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即我的安全可能是别人的危险或对别人造成危害。

　　第二，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发展和安全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密切关系。所谓相互依存，是指发展离不开安全，安全也离不开发展。发展是有安全保障的发展，安全是依托于发展的安全。没有安全，发展难以进行且没有意义；没有发展，安全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发展与安全的相互依存表明了彼此互为条件。

　　其一，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发展决定或者支配着安全。习指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发展对于安全的基础作用。

　　一是发展不同，安全也不尽相同。在发展的不同领域、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的发展主体上，都有不同的安全实践活动。基于历史的大视角来考察，安全度是随着发展力的增强而不断提高的。

　　二是发展可以转化为安全。一般而言，发展起来了也就安全了。随着发展力的增强，社会的安全系数在提高，人们的安全感也在增强。当一个主体，比如国家主体有了大发展的前提下，就可以不受或者较少受其他外部力量的侵害，能够把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危险或者风险因素降低下来，乃至消除掉。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往往会成为别人案板上的鱼肉，几乎没有什么安全可言。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列强侵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这深刻反映了发展与安全正向互动的关系，落后就要挨打，可见只有发展才会更安全。反过来讲，一个国家如果不发展或者发展得不好，也会导致各种危险或者危机的发生，因为不发展或者发展得不好，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安全。

　　三是从安全实现的角度来看，安全并非只是标语口号，而是需要实实在在地投入和落实。没有发展提供支持，安全就是脆弱的、不可靠的。2022年10月19日，党的二十大新闻中心举行第三场记者招待会，其中就提到“我国是命案发案率最低、刑事犯罪率最低、枪爆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每10万人口的命案是0.5起。10年来，刑事案件、安全事故等‘五项指数’大幅下降”。这显然离不开发展的支持，离不开持续不断的投入。

　　其二，发展也离不开安全。首先，安全是发展的保障，这是安全之于发展的保障条件。没有安全，发展非但无法有效顺利进行，而且失去了其开展的价值和方向。习指出，“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前提都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在现实生活中，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具有较高的安全度时，显然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至少可以吸引资金流和人才流。

　　其次，安全是发展的追求，这是安全之于发展的价值属性。安全内在于发展活动之中，成为发展主体所要追求的一个基本价值维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追求发展的现实结果，其实就等于追求某种安全。

　　最后，安全是发展的检验标尺，这是安全之于发展所具有的衡量检验的作用或者功能。当今世界，凡是发展得好的国家或地区，安全度一般都是较高的；反之，凡是发展得不好的国家或地区，往往存在着突出的安全问题。这实际上启示我们，一种发展好不好，需要从安全的角度去把握，安全是发展及其效果的重要表现，我们透过安全这个视窗可以对某一特定的发展获得相当真实的认识。

　　总之，发展是第一要务，安全是第一保障，安全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离开安全谈发展往往陷入失败与困境，离开发展谈安全则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从利害关系的角度来看，可以把社会发展划分为以下几种形态：利大于害的发展、利害相等的发展、害大于利的发展、有利无害的发展、有害无利的发展、无利无害的发展。其中，有利无害的发展、有害无利的发展、无利无害的发展都属于极端情况，是一种逻辑上的假设，在现实中基本不存在。在实践中存在的基本上是利大于害、利害相等、害大于利这三种情况。其中，利害相等和害大于利的发展，一般属于非安全发展形态；而利大于害的发展，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安全发展形态。安全发展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种形态：强安全发展形态和弱安全发展形态。可见，我们强调的安全发展，并非是无害化的发展，因为“害”是一种绝对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坚持发展。无数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只有发展起来了才是最大的安全，不发展就没有安全。“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

　　第二，坚持斗争。发展是安全的基础，但有了这个基础并不等于安全会自动到来或者自动实现。其一，有些安全问题不可能完全依靠发展来解决，如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文化安全问题等，就需要通过斗争的手段予以解决。其二，许多安全问题正是在发展中造成的，特别是当发展实践中存在着自我利益最大化倾向时，就更容易导致新的更多更大的安全问题。因此在这些情况下，就需要通过斗争手段来解决问题。

　　第三，坚持守规性原则。社会发展包括安全发展实际上是由一系列具有时代性、地域性的规章制度所限定和支配的演进过程。制定规则的目的是要维持社会秩序、维护共同利益，防范危险因素的发生。可见，我们要实现和追求共同利益，就需要制定和遵守相应的规则。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活动中，遵守规则能获得充分的安全，而不守规则往往潜藏着巨大风险。

　　作者：邱耕田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